“小师妹”出国了，但我们的英语课还要继续，学校派另一位英语老师接手了她的学生，这便是袁国芳老师。

“国芳”这个名字，听起来更像是位淑女的名字，不过我们的袁老师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须眉男儿，浓眉大眼，目光如炬，头发黑而粗，有着强烈的男子气概。

论“特立独行”，在我的大学老师里面，李绍辉老师已经是够另类的一个，袁国芳老师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他和很多青年教师一起被学校塞在拥挤不堪的筒子楼里，大家都抱怨住房条件太差，但真正站出来抗争的只有袁老师一人，他走遍各个屋子，串联了很多老师想组织一场抗议和请愿活动，并起草了给学校的请愿书，最后请大家签字的时候，大多数人因为害怕学校秋后算账而退缩了，起初轰轰烈烈的请愿最终胎死腹中。

这件事是老师自己跟我们回忆的，只用了寥寥数语，比上边那段描述还简单些，末了一声叹息：“不明白他们立场为什么变得那么快”。虽然老师的语气很平静，但我们听得出这是一段多么热血沸腾乃至惊心动魄的故事，北京的政治空气之敏感非其他城市可比，89年之后高校更是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沿阵地，敢于组织发动群众性运动，需要极大的勇气，由此就能看出袁老师是个极有热情和个性的人，班上的男生甚至评价他“脑后长有反骨”...当然，这是玩笑话，同样年轻的我们，对老师的行为绝对是理解加崇拜。

老师刚接手我们班的时候，曾经对班上的男生格外严厉，经常把最难的问题留给男生，我们好几个男生的英文名因为念起来比较顺口（印象中有昀峰的Andy，小三的Jew和我的Robin），提问的时候更是被重点照顾，有一次课间休息，老师在走廊跟我们闲聊，跟我们说：“你们信息系的男生上课还比较老实，平时喝多了怎么那么嚣张？”我们一头雾水，仔细一问才知道去年某一天晚上我们宿舍楼三层东南角几个寝室的学生酗酒，大声吵闹，还往楼下扔酒瓶，袁老师正好经过，就在楼下喊“你们有点素质好不好”，结果那帮学生喊“老师上来，我们揍你”，把老师气坏了，事后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三层东南角住的是信息系男生，从此对我们系男生印象特别差。我们大呼冤枉，澄清信息系住在四楼，三楼是哲学和外语，这才与老师冰释前嫌...老师嫉恶如仇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袁老师和他的前任在试听课上放的录像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放的是《呼啸山庄》，一部我当时看起来很费解很折磨人的作品，没有吸引眼球的场面，没有扣人心弦的剧情，也没有一般文艺片的清新和浪漫，不过老师对本片却推崇有加，耐心地给看得一头雾水的我们讲解剧情，还专门抽出半堂课介绍勃朗特三姐妹，《简爱》当时我是读得懂的，《呼啸山庄》则是25岁以后才读懂，文艺本身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有的作品的解读需要有年龄和阅历的积淀，推荐《呼啸山庄》的老师想必是有故事的人。

大二我们班一次性过了四级考试（没过的请举手），两位有性格的英语老师功不可没，当然啦，大家英语学习也是比较刻苦的。

9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风很大，在西南楼和学一食堂之间的路上，我正好看到袁老师骑着自行车经过，他穿得不厚，没有戴帽子，只裹着一条围巾，围巾的两端被风吹起，在身后飘扬，老师骑车的姿势与一般人不同，上身向前倾——自行车运动员发力冲刺的姿势，目光仍然是那么炯炯有神，注视着前方，目不斜视，让人感觉他是向着一个坚定的目标骑行。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只有短短数秒时间，然而这却是留存在我记忆里，为数不多的几张至今仍清晰如新的画面之一，假使能用照相机还原出一幅照片，我想给它取名为“斗士”。

是的，老师是一个斗士，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神情，我总是会想到“执着”、“不屈”、“勇敢”、“坚强”这样的词汇，而我所了解的关于他的故事同样可以勾勒出一个斗士的形象。可惜在这个国度，无论哪个年代，“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难免都会声嘶力竭，遍体鳞伤。所以我觉得老师多半不会在国内待得太久，当他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是自己无力改变的时候，换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环境，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叫做随波逐流，就像他的大部分学生那样，包括我。

后来，老师也终于出国了，第一站，依稀记得是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为什么说是第一站，虽然老师出国之后我并无他的任何消息，但我还是固执地以为，像老师这样的人，注定要走过很多很多地方，留下很多很多故事，因为他有一颗“不安分”的心...